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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孩子呢？上学吗？”

    老人摇了摇头。“上到初中就不上了。不是不想上，是上不起。学费、书本费、生活费，一年下来好几千。家里供不起。”

    丁平的手指攥紧了笔。“有辍学的吗？”

    “有。多了。我们村去年有十一个初中毕业的，只有三个上了高中。剩下的，都出去打工了。最小的才十五岁，在南方的电子厂，一天干十二个小时，一个月挣八百块。”

    丁平在本子上记着。他的手很稳，但笔尖在纸上划出的声音有些重，像是在刻字。他想起自己十五岁的时候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里看书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书页上，暖洋洋的。他从图书馆的窗户能看到未名湖，湖面上有人在划船，船桨划破水面，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。那些声音，和这个老人说的“一天干十二个小时”之间，隔了多远？前世的就算是创业的时候，也有家里给他提供的一百万资金，没为钱发过愁，现在的他更是如此，他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他对钱没有任何兴趣。

    他告别了老人，继续往前走。沿着长征的路线一直往前走。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去找那些辍学的年轻人。工厂里，农田里，建筑工地上，小饭馆里。有些人在流水线上拧螺丝，有些人在工地上搬砖，有些人在饭馆里洗碗，有些人在家里种地。他们的手上有茧子，脸上有灰尘，眼睛里有光。那光很微弱，像风中的蜡烛，随时会灭，但还没有灭。

    丁平跟他们谈话，问他们为什么不上学了，问他们想不想回去，问他们如果国家有政策帮他们，他们愿不愿意再读书。有些人摇头，有些人沉默，有些人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有些人忽然哭了。

    他没有劝他们。他只是听，只是记。听他们把那些憋在心里很久的话，一点一点地说出来。有些话说得很慢，像是在从很深的地方往外拽；有些话说得很快，像是怕被打断；有些话说到一半就停了，然后是一片长长的、沉重的沉默。他在本子上记着。记那些被说出来的话，也记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。

    他走了十一天的时候，刘梦和赵宁跟了十一天。她们开着一辆灰色的面包车，跟在丁平后面，保持着一到两公里的距离。他坐大巴，她们跟着大巴。他住招待所，她们住招待所。他吃路边摊，她们也吃路边摊。他有时候走山路，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，她们就把车停在路边，徒步跟着。赵宁的白色运动鞋走了三天就变成了灰色，第五天变成了土黄色，第七天她换了一双新的，还是白色的，走了一天又变成了灰色。

    “姐，”赵宁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喘着气，“他到底要走到什么时候？”

    刘梦递给她一瓶水。“他说要走三个月。”

    赵宁接过水，喝了一大口，擦了擦嘴。“三个月？他不用上班？”

    “他在调研。”

    “调研就调研，用得着这么走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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